步紧逼，指出玻璃门完全有可能是从内部被打破的，而我手臂上的伤口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他们还指出，我曾声称凶手穿着灰色衣服，但现场提取到的却是黑色纤维，这一点存在明显的矛盾。
此外，我衣袖上沾染的刘铭的血迹，也成为了他们指控我的有力证据。
我拼尽全力反驳，声称我与刘铭的感情一直很好，案发当天因为时间太晚，孩子们都已经熟睡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半夜吵架。
至于伪造现场的说法，更是无稽之谈。
我解释说，当时因为光线昏暗，我可能看错了凶手衣服的颜色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
然而，检方并未就此罢休，他们指出我在拨打报警电话时的语气过于冷漠，这与正常人在遇到外来凶手时的反应截然不同。
他们坚信这一切都是我为了掩盖真相而自导自演的一场戏码。
辩方虽然奋力为我辩护，但关于木板是否是凶器的问题仍然争议不断。
由于木板与致命伤之间无法形成直接的联系，因此这一证据并不充分，无法成为定罪的关键。
至于动机方面，更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我与刘铭的婚姻感情存在问题。
然而，检方却巧妙地指出了我与刘铭之间存在经济困难和矛盾，这有可能成为我杀害刘铭的动机。
他们声称，在我与刘铭共同度过的艰难日子里，我或许看到了刘铭死后我能获得的一些经济利益。
在庭审过程中，我接受了精神状况评估，结果显示我并未患有精神疾病，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。
这无疑是对我辩驳能力的一次沉重打击。
经过长达半年的漫长审理，法院终于宣判了我的命运。
我被判定为杀人罪名成立，判处无期徒刑。
16我坚决地提出了上诉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半年后，二审终于开庭审理。
这次，我的女儿勇敢地站上了证人席，用她稚嫩的声音为我辩护。
女儿回忆说，案发当晚，她被我的尖叫声惊醒。
卧室里漆黑一片，她什么也看不清，只能无助地哭泣。
虽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，但她肯定地指出，那晚家里有一个陌生的男人。
因此，她坚信我是无辜的。
辩方律师在庭上据理力争，他指出，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我伪造了现场。
玻璃门上的黑色纤维至今没有找到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