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容只不过是我们两人观察研究的一些精华而已。
在华生要我提出几件我认为最能展示我的特殊才能的案例时,我想到了赖盖特镇的那件奇案。
我之所以能赢得些许声誉,完全靠我成功地破获了那件案子。
我相信那件案子的情节,读者们尚未在别处读到过,因为那个关心社会的人避免宣扬,而华生所依赖的那家期刊社又觉得对这一类的题材未免有欠慎重。
然而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以后,现在是可以叙述它的始末,而不致损害任何人的名声了。
在一八八七年春天,我刚从内特黎的诊所里回来,身体依旧未彻底康复。
我在巴登度过了冬天,吸收了春天的清新气息以后,觉得自己壮实多了。
每逢这种时候,我们往往容易过度操劳,我就在这时应邀到赖盖特去研究一桩极难解释而富有特征的案件。
在展开这件案子的情节以前,我愿意先把我和华生分别了几个月的情况,大略地概括一下。
我在巴登住在施赖文医生的家里。
施赖文是夏洛克·福尔摩斯在大学的同学,而在我养病期间则成了一个最体贴的伴侣。
在四月里一个晴朗的早晨,他坐在我床边的一张椅子上。
“福尔摩斯,”他说,“你知道昨天晚上有一个自称为华生的人给你写过信吗?”
“一封信!”
我高声喊道,“在哪儿?”
因为我的许多文件和记录都在伦敦。
我真没有想到在这里会接到华生的来信。
“不要紧,”施赖文看到我的急切神情,大笑着说,“不要紧,它没有丢掉。
一封从一个叫查林十字街的邮局寄来的信,没有贴邮票,是送信人送来的。
也许只是一张广告吧!”
“肯定是的!”
我回答道,“它不是从华生那里来的。”
“不是的,”他一边说着,一边把那封信递给我,“你判断错了,我的可怜的福尔摩斯,它是从你的朋友那里寄来的呀!”
我急忙把那封信打开。
果然是从我的朋友、伙伴和记录者那里寄来的。
信是这样的:亲爱的福尔摩斯:你想不到我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给你写信吧!
尤其是当你知道我安然无恙地和我的爱妻在家中坐着的时候。
可是我目前却陷于困境,如果你不帮助我,我就无法摆脱它。
没有什么事比这个更使我感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