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垃圾站时，白大褂口袋里露出一角钞票，放大后竟能看清编号——正是生父当年收的赃款编号。
“该结账了。”
我按下遥控器，大屏幕切到基金会的实时捐赠画面。
山区小学的孩子们举着新课本欢呼，课本扉页印着我被烧毁的字典残页。
当镜头扫过某个女孩的左手腕时，我呼吸一滞——她也戴着褪色的蓝布条，编号是“11.09”。
养父突然癫痫发作，口吐白沫地抽搐。
我扯开止血绷带，露出腹腔狰狞的缝合线：“别急，你的二十斤骨头还没取完。”
公证员捧着我的肝肺样本进来时，生母终于昏死过去，假睫毛掉在手术台边，像两条僵死的蜈蚣。
深夜的ICU病房，我盯着天花板上的霉斑。
那些斑点连起来竟是斐波那契螺旋，和当年猪圈墙上的涂鸦一模一样。
基金会律师隔着玻璃窗举文件给我看，三百亿资产已变成十万张助学汇款单，每张金额都是三百块——正好是人贩子当年的开价。
最后那场直播我换了真丝睡衣，弹幕都在夸“江总气色好”。
没人发现我戴着氧气面罩，被单下的身体连着十七根导管。
我展示基金会新建的玻璃温室，那些水培蔬菜的根系在镜头下舒展，像极了当年刻在防空洞墙上的函数图。
“这是我给世界的告别礼物。”
我摘下面罩，露出皮下渗血的瘀斑。
当镜头转向玻璃温室顶棚的星空投影时，我悄悄拔掉了心率监护仪的线。
满屏流星划过之际，监测仪发出刺耳的长鸣。
停尸间里，法医对着记者摇头：“她早该死了，全靠肾上腺素强撑。”
他们没发现我藏在假牙里的微型胶囊，那是我用快递公司最新研发的冷链技术保存的氰化物——和生母当年喂我的安眠药同一批号。
骨灰撒向大海那日，山区下了场太阳雨。
孩子们在新教室的玻璃窗上哈气，画出歪扭的爱心。
有个女孩把蓝布条系在窗边，编号“11.09”在阳光下泛着光。
风吹进来，带着股淡淡的咸味，像极了那年我蜷缩在猪圈时，脸上混着血和泪的味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