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想想那顶官帽和知县的威风，还是硬着头皮信了。
等消息的日子，我住在城外一个小客栈里，天天盯着那张凭证傻乐。
我幻想着当上知县后，坐在衙门里敲敲惊堂木，收点孝敬银子，再弄个大宅子住着，晚上还能偷偷吸点手下小吏的血提神。
那几天，我甚至给自己取了个官名——“爱新觉罗·二百五”，听着挺像回事。
眼看三天过去，李福跑来说：“成了，明儿去衙门报到！”
我乐得差点跳起来，心想：这回总算赶上趟儿了。
可就在我收拾行李准备上任的那个晚上，历史给我来了个当头一棒。
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那边炸了窝，辛亥革命的枪声响彻半边天。
消息传到北京时，满城都乱了套，街上全是喊着“推翻满清”的学生和乱跑的兵丁。
我跑出去一看，只见客栈门口贴着张告示，说朝廷要“整顿官制”，所有新捐的官职暂时冻结。
我愣在原地，脑子嗡嗡响。
而李福那胖子跑得比兔子还快，带着我的银子人间蒸发。
我去找那个姓王的郎中，结果人家也早就收拾细软逃了，留下一院子空荡荡的家具。
我站在胡同口，风吹得我直哆嗦，辛亥革命——我好不容易买了个官，还没坐上椅子就翻车了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北京城像个炸开的马蜂窝。
革命军一路北上，清廷的官老爷们跑的跑、降的降，满大街都是丢弃的官服和顶戴花翎。
我试着找户部讨个说法，可衙门早就关了门，只剩几个看门的兵丁在嚼花生。
我站在门口，看着那破匾额上“户部”两个字，忍不住骂道：“活该没了。”
我的五千两银子打了水漂，连个响都没听见。
那张“捐官证明”我揣在我怀里，皱得像块抹布，我打算留着，过个几百年卖了换钱。
1911年的大清官场让我赔得连裤子都没剩，我拖着破箱子离出天津，四处游荡了，中国真的是真大了，靠着偷点小贼的血混日子。
到了20世纪40年代，世界乱得像一锅粥，日本鬼子占了半壁江山，国民党忙着内斗，我却嗅到了点机会。
1944年，我听说国民党正缺人手，打算拉拢各方势力对抗共军和日军。
乱世出英雄，我又又又又该复出了，政治是个大赌局，兴许能混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