哨所站岗，帽檐上的冰棱子结得比筷子还长，呵出的白气瞬间冻成霜花。
“后来呢？”
我裹着被子问，鼻尖冻得通红。
他突然沉默了，半天才说：“后来班长把唯一的热水袋塞给我，自己的脚趾头却冻得发黑，退伍时截了两根脚趾。”
窗外的蝉鸣突然静了，爸爸的背影在墙上拉得老长，像棵被风雪压弯的松树，却始终倔强地挺着枝干。
我伸手摸他的胸口，那里有块淡淡的疤痕，是当年藏馒头时被焐出来的。
“疼吗？”
我问。
爸爸笑了，笑得眼睛眯成缝：“不疼，想着家里有个等着爸爸的小棉袄，啥疼都忘了。”
他的手指划过我手背，比冰棍还凉，却让我心里暖暖的。
那个夜晚，我梦见爸爸穿着军装在雪地里站岗，帽檐的冰棱子滴下水珠，砸在汇款单上，晕开一个个 “平安” 的字样。
三、水泥厂的粉尘（1995 年冬）水泥厂的大烟囱整日吐着灰黑色的烟，像条永远吃不饱的黑龙。
爸爸的蓝色工装裤穿了三年，早褪成了水泥的颜色，每天下班回家，他都要在门口的青石板上狠狠跺脚，震落裤腿上的粉尘，却怎么也洗不掉指甲缝里的灰白 —— 那是深入肌理的印记，像岁月刻下的印章。
妈妈总说，爸爸的指甲盖永远泛着青灰色，像沾着永不褪色的乡愁。
“老陈又去顶班了？”
邻居王阿姨来借蜂窝煤，看着妈妈在井边搓洗爸爸的工作服。
衣服上的补丁摞着补丁，领口磨出的毛边在寒风里抖动。
妈妈笑笑，搓衣板上的肥皂泡堆成小山：“年轻人嫌下车间脏，他总说自己是党员，该带头。”
可我知道，爸爸的咳嗽声越来越重，深夜里常咳得床板直颤，他怕吵醒我和妈妈，就躲进厨房，用毛巾捂住嘴，压抑的咳嗽声像破旧风箱在响，惊飞了梁上的燕子。
那年冬天特别冷，电视里播着尘肺病的纪录片，画面里的工人戴着厚重的防毒面具，像一群沉默的钢铁战士。
妈妈盯着屏幕突然哭了，转身把爸爸的工作服摔在地上：“你不要命了？
那些粉尘吸进肺里，就是一辈子的病根！”
爸爸蹲在地上捡衣服，背影像张绷紧的弓：“没事，我身体好，当年五公里越野跑第一呢。”
他抬头时，眼角的皱纹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