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起身,整理了一下衣服的领口,走出了法庭大门。
外面阳光刺眼,我抬手挡了一下。
18法庭大门在我身后合拢。
我抬手,挡在额前,眯着眼适应。
街上车流声,人声,一下子涌过来。
没过几天,律师打来电话,声音很客气,说起民事赔偿的部分,数字很大。
“这笔钱,”我开口,“帮我处理一下,捐给需要法律援助的女性团体吧。”
那边顿了一下,说了句“好的”。
电话挂断,房间里只剩下洗衣机轻微的嗡嗡声。
我换了住处,换了手机号。
偶尔有不认识的号码打进来,响几声就挂了。
电视上不再有顾宸和张总的新闻,财经频道换了新的热点。
报纸摊在桌上,角落里有一小块豆腐块文章,标题是某公益组织收到匿名大额捐款。
一个周末,天气不错。
我坐公交车,去了那栋写字楼附近。
远远看着,玻璃幕墙反射着天空。
我没走近,就在街对面的咖啡馆坐下,点了一杯冰美式。
咖啡馆里放着舒缓的音乐。
隔着玻璃,看着那栋楼,看着人进进出出。
杯子里的冰块慢慢化了,水珠顺着杯壁滑下来,落在桌面上,洇开一小片深色。
我喝完咖啡,起身离开,没再回头。
信箱里偶尔会塞进一些没有署名的信件。
纸张各不相同,字迹也不同。
有一张卡片上,只写着一行字:“谢谢你。”
我把那张卡片夹进了一本书里。
苏晴有时会过来,我们一起窝在沙发上,看一部老电影,或者什么也不说,就听着窗外的雨声。
她气色好了很多,眼神里有了光彩。
“下周有个分享会,”她递给我一个削好的苹果,“你去讲讲?”
分享会的场地不大,像个社区活动室,光线很好。
下面坐着二十几张脸孔,大多很年轻,眼神里有迷茫,也有期待。
轮到我,我走到前面,握住话筒,有点凉。
“我们经历过黑暗,”我说,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出来,很清晰,“不是为了被黑暗吞噬。”
我停顿了一下,目光扫过她们的脸,“是为了告诉后来的人,就算门被锁死,也要有砸碎窗户的勇气。”
我抬眼,看向窗外。
阳光正好,落在窗台上,很亮。
我放下话筒,转身走下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