驾驶室顶棚挂着一串风铃，由德军的狗牌改装而成，每个狗牌上都刻着一个名字。寒风从车窗缝隙灌进来，风铃发出细碎的叮当声，如同冰棱相撞的脆响。叶莲娜抬头望了望，嘴角露出一丝苦涩的微笑：“上个月来了个新兵，夜里听见风铃响，吓得躲在油箱后面发抖。老船长说：‘怕什么？这是咱们的星星在说话，每个名字都是一位姐妹在为我们指路。’”她的指尖掠过最近的一枚狗牌，上面刻着“叶卡捷琳娜·伊万诺娃”，字迹边缘还留着手工雕刻的痕迹。
卡车爬上一段结冰的坡道，列宁格勒的轮廓终于在雾霭中若隐若现。涅瓦河上的防潜网结满了冰棱，探照灯扫过时，万千冰棱折射出璀璨的光芒，如同撒落人间的星星。叶莲娜指着右前方一片被木板钉死窗户的建筑群，缝隙中透出昏黄的灯光：“那是‘红色黎明’纺织厂，现在改成了弹药车间。女工们拆掉纺车做零件支架，用染布的大锅熔化炸药，上个月炸沉德军潜艇的水雷，引信上还缠着她们织的红毛线——她们说，这是给纳粹准备的‘红色绞索’。”
在一处临时检查站，卡车缓缓停下。两名戴红袖章的妇女迎上来，围巾裹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其中一位敲了敲车厢，声音带着暖意：“小莲娜，这次带的是黑麦面粉吧？昨天我们用甜菜渣烤了列巴，给你们留了半块，在炉台上热着呢。”叶莲娜摇下车窗，刺骨的寒风卷着篝火的焦糊味涌进来，那是用报纸和木屑燃烧的味道，混合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麦香。
“柳德米拉大婶，这是从莫斯科来的伊万师傅，”叶莲娜指了指我，“手艺精湛，能让齿轮唱出《国际歌》。”老妇人凑近时，我看见她左脸有一道深深的伤疤，从眼角延伸到下颌，皮肤呈现出暗红色的褶皱，显然是爆炸所致。她突然抓住我的手，粗糙的掌心划过我掌心的老茧，像砂纸磨过金属：“是握过焊枪的手。我们厂的丫头们说，莫斯科来的师傅带着克里姆林宫的火，能把德军的炮弹焊回炮膛。”
篝火旁，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女孩正在补袜子，膝盖上放着一本用德军传单装订的笔记本。她抬头时，左眼蒙着眼罩，右眼在火光下亮晶晶的，像一颗打磨过的蓝宝石：“叔叔，能帮我在笔记本上刻个字吗？”她递来一枚磨秃的铁钉，“就刻‘胜利’，用焊枪的笔法——我们老师说，这样的字能挡住纳粹的子弹。”
我接过铁钉，在传单背面的“投降吧”字样上刻下两个字母：“П”和“Б”。字母边缘凹凸不平，带着手工雕刻的痕迹。女孩小心翼翼地接过笔记本，贴在胸前，眼罩滑落，露出下方烧伤的眼窝，皮肤呈现出暗红色的瘢痕：“谢谢叔叔，等胜利了，我要把这个本子送给斯大林同志，告诉他，列宁格勒的孩子是用敌人的传单学会写‘乌拉’的。”她的声音清脆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。
卡车重新启动时，叶莲娜的声音低沉下来：“她叫卡佳，父母都在‘生命之路’牺牲了。现在跟着柳德米拉大婶制作手榴弹，每天能拧五十个弹盖，手冻得握不住笔，却说‘等学会开坦克，第一个冲进柏林’。”她摸了摸仪表盘上的坦克模型，那是用德军弹壳雕刻的，炮管指向西北方，“我们这儿的女孩，早把胭脂换成了润滑油，把高跟鞋熔成了枪管——就连幼儿园的小娃娃，都知道往德军的罐头里塞进浸满汽油的破布，做成燃烧弹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