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昏，马林科夫带来一个特殊的礼物——列宁格勒市民用冰面运输的碎冰，冻着几株未完全冻死的麦苗：“他们说，”他的声音发颤，“这是从德军焚烧的麦田里抢救出来的，根部还带着焦土。”
我接过冰盒，麦苗的绿意刺得人眼眶发疼。想起妹妹在伊尔库茨克的信，她说焦土下的麦粒在做梦，梦见坦克履带碾过的地方长出青苗。“把这些麦苗种在克里姆林宫的花园里，”我对着冰盒呵气，“让希特勒知道，我们的冻土，连死亡都能孕育希望。”
深夜，朱可夫送来纳罗-福明斯克的捷报，莫斯科州全境肃清德军：“秋列涅夫在南方也推进了15公里，”他的烟斗敲在高加索方向，“克莱斯特的部队，正在用希特勒的画像当帐篷布。”
“让秋列涅夫把画像收集起来，”我指着地图上的反攻轴线，“送给列宁格勒的孩子们当草稿纸，他们的算术题，该用独裁者的脸来演算。”朱可夫突然立正，敬礼时肩章上的红星与地图上的胜利标记重叠：“您现在的每道命令，都像从冻土深处生长出来的。”
凌晨，我站在克里姆林宫塔楼，看着列宁格勒方向的夜空。那里的冰面运输线亮着点点车灯，像极了集体农庄夏夜的萤火虫。马林科夫的话在耳边回响：“日均2100吨粮食，足够让列宁格勒的脉搏，跳得比德军的机枪还稳。”
后颈的伤疤在寒风中绷得发紧，却不再疼痛——它早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，像块真正的弹片，见证着每粒粮食、每发炮弹、每个在冻土上挣扎的生命。镜中的人目光如炬，不再有初时的惶惑，有的只是与这片土地共生的坚定。
返回地堡时，经过临时设立的粮食调配中心，妇女们正在分拣拉多加湖运来的冻土豆，每个土豆上都刻着小小的红星。一位中年妇女认出我，突然跪下，手中的土豆掉在地上：“斯大林同志，我儿子在冰上生命线当司机，他说……”
我扶起她，触到她手掌上的老茧，和母亲当年揉面的印记一模一样：“你儿子在运输的，不是土豆，是列宁格勒的心跳，”我指向远处的车灯，“告诉所有司机，他们的方向盘，比任何勋章都更光荣。”
当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敲响午夜，我站在地图前，用红笔将莫斯科州的肃清线描得更红。笔尖划过“纳罗-福明斯克”时，突然想起在前线看见的场景：士兵们在德军遗弃的日记本上写诗，用冻僵的手指刻下“冻土不相信眼泪，只相信钢铁与麦粒”。
贝利亚的脚步声在走廊响起，他递来的密报里夹着张照片：列宁格勒的孩子们围着冰面运输卡车，用舌头舔着车身上凝结的面包渣。“内务部的摄影师，”他难得地露出柔软，“抓拍到了这个瞬间。”
“把照片印在《真理报》头版，”我摸着照片上孩子们的笑脸，“标题就叫‘生命之路的第一个春天’。”贝利亚点头，镜片后的目光第一次没有怀疑，只有敬意——他终于明白，所谓领袖的威严，从来不是来自氰化物香囊，而是来自千万人在绝境中绽放的希望。
凌晨，我独自巡视地下粮仓，列宁格勒运来的黑麦面包整齐码放，每个面包上都印着麦穗图案。一位老保管员突然开口：“斯大林同志，这些面包，够列宁格勒的孩子们吃到胜利吗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