霜凝宫灯照铁衣，群英聚首议兵机。
且看麦秸融烈火，锻得金戈向日晞。
1941年11月25日凌晨，克里姆林宫会议室的铜制枝形吊灯在冷空气中泛着青光，我握着胡桃木烟斗的手悬在作战地图上方，目光扫过围坐在橡木长桌旁的众人。莫洛托夫的圆框眼镜反着台灯的光，贝利亚的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袖口的氰化物香囊，朱可夫的烟斗早已燃尽，却仍叼在嘴角，像尊凝固的钢铁雕像。
“同志们，”我开口前沉默三秒，格鲁吉亚口音的颤音在拱顶下回荡，“当德军的坦克距红场只剩50公里时，他们以为胜利在望——”手指重重敲在地图上的蓝色集群，“但他们忘了，苏联的冬天是我们的盟友，而我们的工厂，是比西伯利亚寒流更冷的钢铁心脏。”
莫洛托夫推了推眼镜，文件夹上“盟军援助数据”的标题在灯光下泛白：“丘吉尔承诺的300辆坦克，实际抵达127辆，且半数不适合雪地作战。”他的声音像冻硬的面包，“罗斯福的‘租借法案’物资，还在和德军潜艇玩捉迷藏。”
“那就让他们的坦克在仓库里捉迷藏，”我指向捷尔任斯基工厂的标记，“我们的T-34正在用集体农庄的桦木做枪托，用熊油当润滑剂——这些土办法，比英国的精密机械更懂零下40℃的脾气。”朱可夫的嘴角扯出一丝笑，他知道，这句话会让那些质疑土法炼钢的将领们闭嘴。
贝利亚突然插话：“NKVD截获情报，德军将在反攻前实施毒气战，目标是莫斯科近郊的补给站。”他的目光扫过后颈的伤疤，“需要提前疏散平民吗？”
“不需要，”我敲了敲地图上的“反坦克犬部署区”，“让德国人对着狗舍浪费毒气弹吧——那些犬舍下埋着500公斤炸药，训导员的遗言就是引信。”贝利亚的瞳孔收缩，他没想到替身会如此果决，“把防毒面具优先配给捷尔任斯基工厂的女工，她们的手，比十个补给站更重要。”
伏罗希洛夫的元帅杖磕在地面，发出闷响：“西南方面军请求将第5骑兵军调往图拉，他们的马掌在冻土上打滑。”他的胡子沾着未及擦去的伏特加酒渍，“德国人用88mm炮平射，我们的骑兵成了活靶子。”
“给每匹马钉上三角铁钉，”我想起M10公路的陷阱，“就像农民给雪橇犬装防滑爪——让德军的炮手尝尝，什么叫铁蹄下的芭蕾。”朱可夫突然抬头，镜片闪过微光，他听出这句话脱胎于集体农庄的谚语，却在此时成了战术指令。
马林科夫展开最新的物资清单，手指划过“非常规补给”项：“熊油润滑剂已送达前线，桦木枪托日产5000支，还有——”他顿了顿，“市民捐赠的12万枚铁十字架，工人正在熔铸成反坦克地雷。”
“告诉工人们，”我摸了摸桌沿的雕花，那是农民出身的工匠雕刻的麦穗图案，“每颗地雷上都刻上捐赠者的名字，德军踩响的不是钢铁，是千万个苏联家庭的怒火。”谢尔巴科夫的笔记本快速记录，他知道，这些带着体温的武器，比任何标语都更有杀伤力。
米高扬的手指敲在“物资供应表”上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：“列宁格勒的冰上生命线即将超载，每增加一吨物资，就多十辆卡车陷入冰裂。”他的目光扫过我后颈的伤疤，那里因长期佩戴元帅帽而磨出薄茧，“是否考虑减少非必需品运输？”
“非必需品？”我抓起桌上的PPSh-41冲锋枪，枪托上的“乌拉”刻痕凹凸硌手，“工人们用结婚戒指的金属做准星，用婴儿的襁褓包弹药，你告诉我什么是非必需品？”米高扬欲言又止，最终在“冬装”栏画下重笔——他知道，莫斯科的士兵正在用冻僵的手指扣扳机。
朱可夫突然站起，地图在袖口带起的风里翻动：“古德里安的补给线暴露在针叶林带，只要切断M10公路——已经切断了，”我指向地图上的三角铁钉部署区，“捷尔任斯基工厂的钳工们，用市长家的铁门锻造了5万枚铁钉，现在它们正在德军轮胎里跳舞。”
贝利亚的钢笔尖在笔记本上停住，抬头时镜片闪过冷光：“斯大林同志，伊尔库茨克的疏散营出现疫情，您妹妹所在的——贝利亚同志，”我打断他，声音像冻住的钢刀，“内务部的职责是保卫苏联，不是记录领导人的亲属档案。”他的笔尖在纸上划破墨痕，却再没提起那个名字——他知道，替身的软肋早已被焦土政策烧成灰烬。
莫洛托夫突然翻开外交密电，丘吉尔的电报写着“建议放弃莫斯科，保存有生力量”：“英国佬的望远镜，永远看不到冻土下的种子。”我冷笑一声，“告诉他们，当德军在克里姆林宫的台阶上打滑时，我们的士兵正在用桦木枪托砸开敌人的钢盔。”
下午的阳光斜照进会议室，在众人肩章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谢尔巴科夫清了清嗓子，他的莫斯科市委书记袖标还沾着街垒的木屑：“市民们拆毁了23座教堂的铁栅栏，用来加固反坦克壕——告诉他们，”我指向地图上的红场，“等胜利了，每根铁栅栏都会变成纪念碑的栏杆，而教堂的钟声，将为每一个牺牲的战士敲响。”
伏罗希洛夫突然捶打桌面，震得搪瓷杯跳起：“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要把T-34埋进雪堆？这是对钢铁的浪费！不，这是对敌人的欺骗，”我敲了敲他的元帅杖，“就像农民把种子埋进冻土——德军以为我们弹尽粮绝，却不知道，每堆雪下都藏着喷吐火舌的钢铁麦种。”
米高扬递来最后一份报告，原油产量比预期低15%：“秋明油田的管道冻裂，工人们在零下40℃抢修。让他们把伏特加浇在管道上，”我想起伊尔库茨克的老酒鬼，“酒精能防冻，更能点燃斗志——告诉工人们，每滴原油都是射向希特勒的子弹。”
朱可夫突然凑近，压低声音：“罗科索夫斯基在克林俘虏了德军的气象官，他们预测明晨气温骤降至-45℃。那就让西伯利亚的第78师今晚出发，”我指着地图上的针叶林，“穿着白色伪装服，带着PPSh-41冲锋枪——德国人以为那是暴风雪，其实是北极熊的爪子。”
11月27日凌晨，会议室的挂钟指向三点，众人的大衣上结着冰碴却无人离开。我站在地图前，用蓝色铅笔划出反攻轴线，笔尖在“捷尔任斯基工厂”处停顿——那里的女工们正在用冻僵的手焊接最后一批炮弹引信。
“同志们，”我转身时，烟斗在指间划出坚定的弧线，“德军以为我们会像1812年的俄国贵族一样撤退，但他们忘了——”目光扫过莫洛托夫的外交文件、贝利亚的处决名单、朱可夫的战术笔记，“现在的苏联，是工人握着扳手、农民握着步枪的钢铁农庄，每一寸冻土都是我们的犁铧，每一辆坦克都是我们的耕牛！”
谢尔巴科夫的笔在笔记本上飞跑，记下这句即兴的比喻。贝利亚的嘴角罕见地露出一丝敬意，他知道，这句话会在明天的《真理报》头版变成钢铁誓言。
“当古德里安的坦克陷入雪堆，”我提高音量，让声音撞击穹顶的红星浮雕，“捷尔任斯基工厂的女工们正在给T-34装上熊油润滑的履带；当德军的机枪在低温中卡壳，”目光落在马林科夫的物资清单，“我们的战士正用羊毛枪套焐热PPSh-41的扳机——这就是我们的武器，带着体温的钢铁！”
伏罗希洛夫突然起立，元帅服的勋章碰撞出声：“我建议，在反攻前处决所有德军俘虏，以儆效尤！不，”我摇头，“让他们给我们的运输队当向导——德国人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雷区。”朱可夫的烟斗终于点燃，火光映出他难得的笑容，他知道，这不是仁慈，是冻土上的生存智慧。
莫洛托夫合上外交文件，第一次露出锋芒：“我会让驻英大使告诉丘吉尔，”他推了推眼镜，“当苏联农民在坦克上刻下麦穗时，就注定了法西斯的麦秆会被连根拔起。”这句话让众人一愣，却又纷纷点头——外交人民委员终于放下了客套，露出了钢铁般的斗志。
11月28日正午，会议进入白热化。米高扬摔了摔空药瓶：“磺胺粉库存不足三天，伤员感染率正在攀升！把酿酒厂的伏特加调去消毒，”我指向地图上的“梁赞蒸馏厂”，“让每个伤员知道，他们喝的不是酒精，是工人阶级的怒火。”
贝利亚突然站起，手中拿着NKVD的密报：“德军在莫斯科近郊空投传单，说您已逃往高加索。”他的目光扫过我后颈的伤疤，“需要启动反宣传吗？不需要，”我冷笑一声，“明天拂晓，我会站在红场的列宁墓前，让德军侦察机拍下照片——告诉他们，斯大林的烟斗，比任何传单都更有说服力。”
黄昏时分，朱可夫摊开最新的兵力部署图，红色箭头如毛细血管般渗入德军侧翼：“加里宁方面军已就位，图拉民兵在城墙内架设了300门反坦克炮，”他的手指停在“西伯利亚第20集团军”的图标上，“他们的师长说，士兵们在火车上写好了遗书，每封遗书都夹着家乡的麦粒。”
“告诉师长，”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麦粒——那是妹妹在伊尔库茨克寄来的，此刻混着斯大林的烟斗烟草，“让这些麦粒跟着炮弹飞，等春天来临，德军的阵地会变成麦田，而我们的士兵，就是播撒希望的农夫。”
11月29日深夜，会议进入最后阶段。马林科夫递来冻硬的黑面包，我咬下时，木屑般的结痂蹭到衣领——后颈的伤疤早已与皮肤融为一体，像从娘胎里带来的印记。“最后一个问题，”我环视众人，目光落在贝利亚胸前的勋章，“如何让德军相信，斯大林在莫斯科，在每一条战壕，在每一台机床前？”
谢尔巴科夫突然站起，他的莫斯科市委袖标还沾着修筑街垒的石灰：“我们在每栋建筑上刷您的画像，在每个战壕里放您的语录，让德军的每颗子弹，都知道自己在与斯大林作战！不，”我打断他，“让他们看见工人的铁锤、农民的镰刀、士兵的刺刀——这些，才是斯大林的化身。”
凌晨一点，众人陆续离开，只有朱可夫留在地图前。他突然指着柏林方向：“等胜利了，您会如何处理那些曾怀疑您的人？我会让他们去捷尔任斯基工厂看看，”我望向窗外的雪原，那里正有无数光点移动——那是工人加班的灯火，“看看女工们用婴儿尿布包弹药，看看老技工在坦克上刻下的‘乌拉’——在这样的钢铁洪流面前，怀疑和信任，终将锻打成同一把镰刀。”
他点头，斗篷在地面扫出沙沙声响：“罗科索夫斯基说，您现在的眼神，和1918年察里津照片上的分毫不差。因为我终于明白，”摸着烟斗的咬痕，那里已完全贴合我的齿形，“斯大林不是一个人，是所有在冻土上流汗流血的苏联人民——而我，不过是他们选出的，举着烟斗的剪影。”
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在暴风雪中闪烁。
